江西省萍乡市人民政府


萍乡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


2001.01.01

萍乡市人民政府

第一条 为了建立健全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保障我市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权益，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规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根据国务院《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崐法。
第二条 最低生活保障是指各级人民政府对生活水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市居民提供必要的货币和实物帮助的社会救济制度。
第三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遵循保障城市居民基本生活的原则，坚持国家保障与社会帮扶相结合、鼓励劳动自救的方针。
第四条 持有本市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我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均有从当地人民政府获得基本生活物质帮助崐的权利。
第五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行政府负责制。民政部门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管理工作；财政部门按照规定落实城市居民最低崐生活保障资金；统计、物价、审计、劳动保障和人事等部门分工负责，在各自的职崐责范围内负责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有关工作。
县（区）民政部门以及街道办事处和镇人民政府（以下统称管理审批机关）负责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具体管理审批工作。
居民委员会（未设居民委员会的镇民政所）根据管理审批机关的委托，可承担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日常管理、服务工作。
市民政部门负责全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管理工作。
第六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按照当地维持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费用，并适当考虑水电燃煤（燃气）费用以及未成年人的义务教育费用和财政承受能力确定，并将随物价指数的变动和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财政收崐入的增长适时调整。
市、区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市民政部门会同财政、统计、物价等部门制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布执行。县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县崐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会同县财政、统计、物价等部门制定，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崐市人民政府备案后公布执行。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需要提高时，依照前两款的规定重新核定。
第七条 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包括：
（一）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抚养人的居民；
（二）领取失业救济金期间或失业救济期满仍未能重新就业，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
（三）在职人员和下岗人员在领取工资或最低工资、基本生活费后以及退休人员领取退休金后，其家庭人均收入仍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
（四）其他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
第八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城市居民，不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一）拥有价值超过３０００元以上的非生活必需的高档消费品的；
（二）金银首饰折合现金和有价证券、银行存款、现金累计人均达１０００元以上的；
（三）日常生活消费明显高于本市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水平的；
（四）在申请和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期间无正当理由拒绝劳动部门、单位及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就业安排的；
（五）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江西省计划生育条例》的；
（六）因违法犯罪正在服刑的；
（七）有经济能力的法定赡（抚、扶）养义务人因不履行义务，造成被赡（抚、扶）养对象生活困难的；
（八）因吸毒、赌博等造成生活困难的。
第九条 本办法所称的家庭成员，是指具有法定赡养、扶养和抚养关系共同生活的人员。
第十条 本办法所称收入，是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全部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具体包括：
（１）工资、薪金；
（２）生产、经营收入；
（３）劳务报酬；
（４）利息、股息、红利；
（５）财产租赁、转让收入；
（６）按国家规定取得的补贴、津贴；
（７）福利费、救济金、救济物品；
（８）赡养费、扶养费或者抚养费；
（９）家庭成员通过其他方式获得的收入。
第十一条 家庭收入按以下方法计算：
（一）有劳动收入（不含在校学生）的居民，按实际收入计算。无法核实的，按每月２００元计算收入；
（二）非劳动收入按实际应得计算。
城市居民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的抚恤金、补助金及现役义务兵家庭领取的优待金不计算家庭收入。
第十二条 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由县（区）政府列入财政预算，市财政给予适当补贴，纳入社会救济专项资金支出科目，专项管理，专款专用。政府鼓励社会组织崐和个人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提供捐赠、资助，所提供的捐赠资助，全部纳入当崐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民政对象原享受的救济标准及资金渠道保持崐不变。
市最低生活保障办公室和管理审批机关的工作经费，由市、县（区）财政部门列入预算。
第十三条 需要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家庭，由户主向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并出具有关证明材料，填写《萍乡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申请表》。
第十四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由其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初审，并将有关材料和《萍乡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审批表》及初审意见报送县（区）民政部门审批。
县（区）民政部门及街道办事处和镇人民政府为审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需要，可以通过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以及信函索证等方式对申请人的家庭经济状况和实际生活水平进行调查核实。申请人及有关单位、组织或者个人应接受调查，如实提供有关情况。
第十五条 县（区）民政部门经审查，对符合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条件的家庭，应区分下列不同情况批准及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并将审崐批结果报市民政部门备案。
（一）对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者抚养人的城市居民，批准其按照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金额享受。
（二）对尚有一定收入的城市居民，批准其按照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差额享受，实发数额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乘以家庭人口数减去家庭月总收入。
第十六条 县（区）民政部门自接到申请人提出申请之日起到３０日内办理审批手续，对符合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条件的城市居民，发给《萍乡市城崐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并以货币形式按月下拨到街道办事处或镇人民政府，由街道办事处或镇人民政府发给保障对象，必要时也可以给付实物。对不符合享受城崐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条件的城市居民，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七条 对经批准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城市居民，由管理审批机关采取适当形式以户为单位向社会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任何人对不符合法定条件而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都有权向管理审批机关提出意见，管崐理审批机关经核查，对情况属实的，应当予以纠正。
第十八条 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发生变化的，申请人应当在３０日内告知管理审批机关办理停发、减发或者增发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手续。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实行动态管理，管理审批机关应当对辖区内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城市居民的家庭收入情况定期进行核查，期限最长不超过六个月。
在就业年龄内有劳动能力但尚未就业的城市居民在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期间，应当参加其所在的居民委员会组织的公益性社区服务劳动。
第十九条 持有《萍乡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的城市居民可享受政府规定的有关优惠政策。
第二十条 县（区）民政部门及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居民委员会（民政所）应建立健全工作责任制，完善发放手续，公开救济办法、救济对象、救济标准。崐建立保障对象个人档案，专人、专柜管理。
第二十一条 财政部门、审计部门依法监督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使用情况。
第二十二条 从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管理审批工作的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批评教育，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符合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条件的家庭拒不签署同意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意见的，或者对不符合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条件的家庭故意签署同意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意见的；
（二）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贪污、挪用、扣压、拖欠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款物的。
第二十三条 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城市居民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区）民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警告，追回其冒领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崐款物，情节恶劣的，处冒领金额１倍以上３倍以下的罚款：
（一）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二）在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期间家庭收入情况好转，不按规定告知管理审批机关，继续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第二十四条 城市居民对县（区）民政部门作出不批准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减发、停发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款物的决定或者给予的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仍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民政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２０００年１月１日起施行，市政府１９９７年颁发的《萍乡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依人权准则治国与新国家哲学——国际人权公约与中国宪法修改

2001年2月13日 16:20 杜钢建
　　中国政府先後签署国际人权两个公约，特别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引起了国内外的普遍关注。一些人认为这是件不容易的事，一些人认为这不过是种外交姿态，还有些人认为事起突然，一时还难明真相。静心思之，觉得此事应认真对待。
　　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发生的许多事，当时或许是权宜之计，但将历史进程统贯起来看，却往往可见其逻辑必然和历史延伸。回想改革开放初期乃至80年代，官方和学界说及“人权”无不谈虎色变。90年代以前“人权”被作为“资产阶级毒草”中最具敏感性的标识。90年代以前学界的几次人权理论讨论会实际是对“人权”的批判。人权虚无主义实际成为垄断性国家哲学。这种情况到可以讲人权，再到承认人权的普遍性，消磨了“文革”以後的二十年的光阴。在此期间，敢於直言陈说真理的人们，不知有多少为之付出过沉重的代价。
　　1992年中国政府发表《人权白皮书》时我曾讲过从此人权虚无主义在理论上造成的障碍将被突破，学术界理直气壮地研究和宣讲人权的日子将会到来。当时有的朋友认为过於乐观。然而经过几年的努力，如今在大学讲台和各种场合正面讲解人权已不需要勇气。
　　在经过学术界“水治”“刀治”的法治（法制）之争、人权阶级性与人权普遍性之争、西方人权观与东方人权观之争、专政与宪政之争後，“法治国家”理论和普遍人权理论已然成为新国家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论实践中的问题如何，至少从理论观念上讲签署人权两公约意味着从人权虚无主义到人权主义的转变。正如人的行为方式的变化是从思维变化的方式开始的，国家行为的变化是从国家哲学的变化开始的。
　　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到今天，旧的国家意识形态正在发生深刻变革，新的国家哲学正在逐步形成。接受国际人权准则便是新国家哲学基础的奠基仪式。无论从理论转向实际的道路还有多远，一旦新国家哲学的基础奠定以後，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国家形态的变革就会加速到来。
　　国际人权两公约精神冲击力还远未被人们所认识，它终将冲决违逆人心的旧国家哲学。旧国家哲学的基石是反普遍人权论和人治论。一旦普遍人权论和法治国家论成为治国方略的指导思想，中国人民将同其他民主国家人民一样迎来尊重人权、宽容异议的时代。国际人权公约中的人权主义、宽容主义、宪政主义、抵抗主义的精神将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学真精神相结合，为新国家哲学的创立开辟道路。
　　特别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包含的国家哲学基石是不能忽视的。
　　它表明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人权准则治国。国家权力和法律权力只有在符合人权准则时才具有合法性和权威性。依法治国必须是依良法治国。从中国先秦时期和西方古希腊时期开始，人们就已经公认法治是良法的治理。经过长期的探索，人们终於认识到衡量法律善恶的根本准则是人权保障。人权在理念上和逻辑上先於国家权力和法律权力而存在。在公民与国家的公共契约中已明确写明人权高於国家权力和法律权力。即便国家处於紧急状态，基本人权也不容取消。政府及其官员由公民纳税供养，因此政府和执政党需根据国民的意愿来选择，而且这种选择必须是定期的。
　　根据人权是公约，选举制度、代表制度、政党制度、司法制度和行政制度都需进行制度创新。人权体系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国家体系的不可分割性。从人权保障原则出发的改革将是整个国家体系的创新。
　　签署人权两公约不仅是对旧国家哲学的挑战，而且也将是对旧国家实践的挑战。
　　尊重人权依法治国要求对宪法和法律中不符合国际人权准则的条款进行修正。不管在批准签约时会对两公约有多少保留，但国际人权公约的基本精神终将要在宪法中得到体现。现行中国宪法离国际人权公约的差距人所共知。比如国际人权公约所规定的思想自由在中国宪法中没有规定，不仅没有规定，而且在序言和正文中多处否定思想自由。比如虽允信仰自由但却要求全体国民信仰某个党派的唯物主义信仰。
　　看看马克思当年对普鲁士宪法中逻辑矛盾的尖锐批评，号称马克思信徒的人们怎么可以公然重蹈马克思敌人的覆辙。
　　人权公约对国家制度的挑战还表现在结社自由上。中国宪法虽然写入了结社自由，但宪法的序言和正文对此都有矛盾的表述，而国家制度实践更不允许新政党的合法产生。在罢工自由、示威游行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迁徙自由等方面也都存在面临国际人权公约挑战，修正宪法和法律的问题。
　　当然，国家制度的创新会有一个过程，但从现在开始至少应有承兑诺言的意思表示。加入人权公约不仅要接受国际人权组织的监督，而且要在制度层面上建立人权诉讼的保障机制。至今中国宪法还没有进入诉讼程序，还没有成为法官判案的直接依据。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违宪司法审查制度，在中国还没有建立。加入国际人权公约後建立这一制度的步骤应该加快。
　　普遍人权论为国家体系和国家制度的创新提供了基本价值和发展方向。法治国家论则为国家体系和国家制度的创新提供了形式框架和具体路径。
　　要真正使普遍人权观念深入人心还需要大力开发长期以来被扼杀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仁爱思想。国际人权公约中的许多重要的观念和范畴是与中国儒家仁学思想相一致的。国际人权理念的普及将同儒家仁学精神的光复同时并进，以重构新时代的中国文化。
　　对中国来说，加入国际人权公约和接受国际组织监督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然而，真正执行国际人权公约，认真修改宪法和法律中不符合国际人权准则的内容，更需要坚定的决心和毅力。人权两公约同其他国际公约的法律地位有着重要的区别。
　　两公约应当视为国际宪法的构成部分。在全球一体化时代，国际宪法应当在法律体系上高於国家宪法和法律。特别对於中国来说，由於近几十年对人权的漠视，在政治生活和立法活动中缺乏人权理念，更需要依照两公约全面修改宪法和法律。
　　根据国际人权公约修改宪法就不可避免地要调整宪法的指导思想。现行宪法序言和总纲中规定的一些指导思想和原则已明显地不再符合现时代的发展要求。中国已经全面步入现代化建设时代，实现民主政治和宪政法治已是历史的必然。宪法中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等指导思想和原则作为某个党派对其成员的要求是一回事，但将其作为全体公民必须遵循的行动准则和国家活动原则则不符合国际人权公约精神。修改宪法必须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宪法的指导性原则，作为旧时代产物的政治意识形态术语应当从宪法中去除。现行宪法从文字到内容都不合时代精神，有些原则和文字表述甚至与文革时期的1975年宪法相近，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思想和制度创新没有在宪法中得到体现。宪法的指导思想应当是普遍人权论和法治国家论为基础内容的新国家哲学，应当全面体现保障人权的新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