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现实生活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犯罪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千差万别，致使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渎职犯罪中“主体”和“重大损失”的认定存在较大差异。文章拟通过对查办教育系统套取国家教育保障资金渎职犯罪中涉及“主体”“重大损失”的认定以及如何预防和遏制教育系统套取国家教育保障资金渎职犯罪等方面进行初探。

　　【关键词】：义务教育资金　渎职犯罪　主体 损失 界定

　　渎职犯罪，不仅危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使政府的公信力下降，而且伴随渎职犯罪的结果往往是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尽管多年来我国在立法、司法、行政上采取了多种措施，但是当前打击渎职犯罪的形势依然严峻。然而近几年，有些教育局长和学校校长，为套取国家教育保障资金，滥用职权虚报在校生人数，不仅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损害着这项政策的落实，使数据失去了真实性和严肃性，同时对广大青少年学生的影响非常严重，在社会上也造成了恶劣影响。检察机关在查办教育系统渎职案件中，对涉案校长的主体和损失的认定标准仍存在诸多争议。

　　一、此类渎职案件犯罪主体认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我国刑法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特殊犯罪主体，它影响着侦查机关管辖分工，关系到如何定罪量刑的问题。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造成实际损失，构成滥用职权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对有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在履职过程中，不依法正确履职造成损失，是否构成滥用职权罪，实践中分歧较大。在查处教育系统案件中，除教育局局长系国家机关公务员身份以外，涉案校长身分均系事业单位编制，一种意见认为其主体不构成滥用职权罪,其理由如下：职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或者行使职权过程中, 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或者徇私舞弊, 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刑法把渎职罪的主体限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根据宪法和有关国家机关组织法的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包括在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不包括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的人员以及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的人员。从查办明光市教育局系列案件中涉案校长身份均是事业编制，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其套取国家教育资金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国家的财经纪律和教育统计工作规定,且套取的资金部分用于维修校舍和购置教学设备、课桌凳、图书等，部分用于学校招待和教师福利方面，个人并未占为已有，应依纪进行处理。

　　第二种意见认为：应当依照刑法第168条的规定，以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罪定罪处罚。其理由如下：原刑法第168条规定：“国有公司、企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徇私舞弊，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者严重亏损，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1999年刑法修正案第二条将刑法第168条修正为：“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者严重损失，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国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从重处罚”。修正案主要是1.将本罪的主体由国有公司、企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扩大到国有公司、企业的人员。2.将事业单位的人员作为本罪的主体。所以上述几位事业单位编制的校长，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应以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罪定罪处罚。

　　第三种意见，上述涉案校长其主体构成滥用职权罪，其理由是：

　　一是我国刑法规定，渎职罪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换言之，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能成为渎职罪的主体。但是，司法实践中，常常遇到：没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却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渎职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况。作为渎职罪主体的国家工作人员应具备的特征应能集中体现公务性，否则，渎职一说将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换句话说，应以公务性作为认定是否为国家工作人员的终极标准。

　　二是渎职罪的成立必须以行为人滥用职权为前提。职权是指行为人因职务而享有的权力、权利或者承担相应职责。职权有法律上明文规定的、有上级命令授权的、有国家机关内部规章制度规定的，我们统称为明文规定的职权，实际生活和工作中，虽然没有明文规定，行为人实质上享有职权，我们称为实际上享有职权。换句话说，行为人仅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而没有具体的相应的职权，不能构成渎职罪。只有负有具体职责，代表国家机关行使特定职权的工作人员才能构成渎职罪的主体。上述涉案校长就是利用实际享有的职权范围内虚报在校生人数，套取国家义务教育保障经费，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三是关于第二种意见，依照刑法第168条的规定，以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罪定罪处罚。本人认为，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滥用职权造成损失的，对其行为性质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对于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履行本单位的工作职责的过程中，不依法正确履职，造成实际经济损失的，依法应以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罪定罪处罚，但是对国有企事业单位在受国家机关委托或者协助国家机关管理国家专门性事务过程中，滥用职权造成经济损失，应当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2年12月28日围绕渎职罪主体作出的立法解释，以滥用职权罪定罪处罚。尤其是中小学义务教育资金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对于中小学负责人在管理专项资金过程中，弄虚作假，虚报学生人数，套取国家专项资金的行为性质问题争议很大。本人认为，学校负责人依照有关行政法规，从事国家专项教育资金的管理活动，应当属于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财政所长在财政管理活动中的渎职行为性质是一样的，其管理的是国家资金、其职权来源是国家机关的委托，造成的是国家经济损失，按照罪行相适应的原则，理应当以滥用职权罪定罪。对于上述涉案校长在本单位的事务管理活动中，滥用职权造成本单位经济或其他损失的行为，才属于刑法第168条规定的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罪定罪范畴。这样才更能体现刑法的立法原意。故第二种意见不能成立。综上，本人同意第三种意见，上述涉案校长其主体构成滥用职权罪。

　　二、套取专项资金损失的认定　

　　从检察机关查处涉案校长犯罪表现形式上来看，主要是利于职权虚报在校生数人，套取国家义务教育保障经费，其中部分款用于学校校舍建设，部分款在学校专项资金帐户上尚未使用，部分款被违规支出用于教师福利、奖金和招待费等支出，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一）关于套取专项资金用途的认定

　　一种意见认为，行为人将套取的义务教育保障资金，不管是用于校舍建设正常开支，还是违规支出用于教师福利、奖金和招待费等团体利益。只要自己没有非法占有，不应按犯罪论处，应依纪处理。第二种意见认为，行为人滥用职权, 弄虚作假, 套取国家的资金或财物的，不论其如何使用，所套取的资金实际上是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 对其所套取的资金数额全部认定为损失，对套取的数额达到重大损失标准的，依法进行处理。第三种意见对所套取资金用途区别对待，可以将套取的义务教育保障资金总额（成罪损失数额）分为“用于校舍建设正常开支数额”和“违规支出用于教师福利、奖金和招待费等数额”之分。对所套取的资金“用于校舍建设正常开支数额”可以在人民法院量刑予以考虑。第四种意见对所套取资金“用于校舍建设正常开支数额”不应计算在成罪损失数额之内。对于“违规支出用于教师福利、奖金和招待费等数额”，应认定给国家造成的实际损失数额。

　　第一种意见显然是不能成立的。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指出: “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了本单位的利益,实施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行为, 构成犯罪的, 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定罪处罚。”这说明,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了本单位的利益而滥用职权，为了本单位的“小团体利益” 而滥用职权, 弄虚作假, 套取国家的资金或财物的, 实际上是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 只要套取的数额达到立案标准，应当以滥用职权罪论处。关于第二、三种意见，对所套取资金“用于校舍建设正常开支数额” 计算在成罪损失数额之内，不符合我国立案的本意。本人同意第四种意见：对所套取资金“用于校舍建设正常开支数额”不应计算在成罪损失数额之内。理由：滥用职权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指的是实际的损失。行为人将套取的资金用于国家的教育事业上，实际上是扰乱了国家专项资金管理秩序活动，并没有给国家利益造成实际损失。但是对于“违规支出用于教师福利、奖金和招待费等数额”如查证属实，应认定给国家造成实际损失的数额。

　　（二）关于被套取资金在专项资金账户上尚未使用的认定

　　关于在帐户上未使用的资金是否作损失认定, 认识上存在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滥用职权是“ 结果犯” 考虑的是绝对损失数额, 帐户上未使用的资金应从损失数额中减去，不能认定在损失的范围。第二种意见认为，行为人滥用职权, 弄虚作假, 套取国家的资金或财物的，不论是否使用，所套取的资金实际上是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 对其所套取的资金数额应当认定为损失定罪量刑，对套取的数额达到重大损失标准的，依法进行处理。第三种意见可以将套取的义务教育保障资金总额（成罪损失数额）分为 “ 在帐户上未使用的资金”和“已违规支出使用”的区分”。“ 在帐户上未使用的资金”可以在人民法院量刑予以考虑。

　　本人认为第一种观点最为合理。理由在于：渎职犯罪是一种职务犯罪，其犯罪客观方面一个重要的构成要件，就是渎职犯罪必须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情节严重，如果渎职行为没有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情节严重，情节轻微，则不构成渎职罪，也就是说只有当其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失达到了重大的标准，该行为才是犯罪行为，该犯罪事实才算发生。检察机关在立案侦查时发现在账面上未使用的资金，实际上制止了行为人对专项资金继续使用，并没有给国家利益造成实际损失。所以帐户上未使用的资金，应从损失数额中减去，不能认定在损失的范围。第二、三种意见将帐户上未使用的资金均列入成罪数额之中，不符合滥用职权在立法的原意。

　　三、如何预防和遏制套取国家专项教育资金的渎职犯罪

　　教育系统历来被认为是清水衙门、圣洁之地，但随着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腐败现象也日益严重地渗透到校园这块神圣场所。教育系统职务犯罪的腐败、渎职行为，使神圣的“净土”受到了玷污，对广大青少年学生的影响非常严重，在社会上也造成了恶劣影响。因此，加强对教育系统尤其是针对中小学校内发生的职务犯罪案件的研究分析，弄清发案原因，并提出相应的预防对策，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遏制教育系统职务犯罪的发生显得尤为重要。

　　一是建立建全组织机构，明确工作职责，规范工作流程。为加强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工作的组织领导，各级政府应成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并要求各中小学成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和学生资助工作组织机构，确定专人负责日常工作，明确了各部门工作职责和考核目标，从上到下建立和完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工作组织体系并制定相应工作方案和制度，

　　二是抓好警示教育。教育部门加强对公职人员尤其是单位主管和重点岗位公职人员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教育。检察机关积极配合教育部门，对领导干部和重点岗位工作人员进行法制宣传教育，结合发生在身边的职务犯罪案件，通过预防报告、参加庭审教育等形式，深入剖析其思想根源，警示广大教育系统工作人员引以为戒，警钟长鸣。切实增强关键部门和重点岗位公职人员的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三是建立健全监督体系。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内设立监督管理机构，在学校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之间建立层级监督管理责任制，做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确保责任明晰、监督到位。对因监督不到位、发现问题不纠正而致使所属学校发生腐败问题的，应严肃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而在校内尽快建立一个责权明晰的内部领导制度，形成校长、党支部、教代会各司其责、各尽其能、相互补充、互相制约的运行机制。

　　四是加大对职务犯罪的查处力度。国家每年都加大对义务教育保障资金力度。教育部门和检察机关将密切协作，严肃查处为套取国家教育保障资金，虚报在校生人数的行为，同时加大对涉及到受贿、贪污、挪用和严重失职渎职等违法违纪行为查处力度，保障国家义务教育保障资金计划顺利、健康实施。

　　（作者单位：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检察院）
关键词: 立法技术 救助义务 道德因素 《唐律疏议》
内容提要: 笔者对《唐律疏议》第二十八卷“捕亡”的454条从立法技术、律疏内容、立法精神等角度进行了简评。在此基础上，笔者思考了其对现今刑事立法的启示，认为应当提升道德要素在现今刑法中的考量，同时刑事立法应当符合时代特征和国民的接受程度，救助义务方面的刑事立法应当与现今刑法特征一致。此外，刑事立法应当提高立法技术，并遵循科学的刑事政策。



一、《唐律疏议》454条简评

（一）《唐律疏议》454条律疏内容

《唐律疏议》第十一篇《捕亡》的454条规定：诸追捕罪人而力不能制，告道路行人，其行人力能助之而不助者，杖八十；势不得助者，勿论。势不得助者，谓隔险难及驰驿之类。

[疏]议曰：“追捕罪人”，谓将吏以下据法追捕，及在律文听私捕系。而力不能拘制，告道路行人，“其行人力能助之”，谓行者人杖堪制罪人，而不救助者，行人合杖八十。“势不得助者”，谓隔川谷、垣篱、堑栅之类，不可?越过者及驰驿之类。称“之类”者，官有急事，及私家救疾赴哀，情事急速，亦各无罪。

《唐律疏议》这一气势恢弘的法典的历史地位自不待言，其以立法审慎、内容周详、条目简明、解释确当的特点著称于世。窥一斑而见全貌，笔者采撷454条进行简评，并基于对这一律疏的分析，意在说明感悟到的唐律的立法技术等，进而说明对现今的刑事立法方面产生的启示。

（二）《唐律疏议》454条的立法技术和内容等评析

1.法律规范表述技术方面，其层次性和精准性突出

从层次性而言，其由律和疏（律之解释）两部分构成。在律这一部分，由救助义务的前提，到分两种情况具体解释救助义务是否必须履行，具体每种情况下行为人不救助是否承担后果及承担什么后果，再到最后概括界定什么情况下可以免责，律文层层推进，逻辑严谨，结构严密；在疏这一部分，立法者一方面完成了解释律文的职责，保持了原律文的完整性和逻辑性，与律文实现了无缝衔接，也在保持律文原意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当的扩大或缩小解释，使原律文的内容丰满充实。

从精准性而言，长孙无忌等唐初重臣充分利用了其知识储备和总结的司法实践经验，在进行法律解释时显得游刃有余、张驰有度。具体表现为，对于“追捕罪人”、“其行人力能助之”、“势不得助者”、“之类”等司法实践中不好把握的法律概念用精准的语言进行了解释。并且立法者适当补充一些字词以使含义更加清晰，从“力不能制”到“力不能拘制”，从“杖八十”到“行人合杖八十”，这些词语的细微变化体现的是这些立法者在法律制定过程中严谨宽缓的精神，促使司法官在司法过程中更好地把握律文意旨进行司法审判活动。尤其是对“之类”一词的解释，笔者深感叹服。古代司法官基本没有经过系统的法律培训，他们在利用法律条文进行审判时，比现今的法官更加难以把握兜底性规定（如“之类”），也极易衍生司法腐败。故精准地进行立法以限制司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空间显得尤为重要。在对此法条进行解释时，立法者们将“势不得助”解释为不仅包括不可抗力因素致使客观上无法救助的情况，亦包括了“官有急事”和“私家救疾赴哀，情事急速”两种情况，允许行人拥有特定情况下的自由选择权，综合考虑了实践中容易出现的免责事由，体现了立法者的人文情怀。对于后两种情况而言，两种地位截然不同的主体，在情况类似时，同样适用免责事由，考虑到了普通百姓的切身需要，不在法律上对百姓进行苛责，深层次地体现了“恤刑”的原则和人性化的特征，可见法律儒家化已经渗入了唐律的字词之间。此外，这两种情况的分别说明与疏对“追捕罪人”的解释分公私两种情况相得益彰，这样就在文字和逻辑上实现了律疏的完整性和圆满性。

2.律疏内容简析

此条律疏为叙明罪状，涵盖了客观构成要件、有责性阻却事由及刑罚等内容。其中客观构成要件和刑罚内容相对简略，而有责性阻却事由则较为详细，体现了立法的宽宥性和严肃性的统一。其属于《捕亡》篇中典型的不作为犯罪，作为的义务的来源体现了道德在法律领域的渗透：虽然民助官抓捕罪犯为法定的义务，较少涉及道德领域，而见义勇为等普通民众间的救助义务则来源于道德义务而被法律所涵盖。其属于典型的行为犯，而非结果犯，并不要求行为人造成严重后果，只要其不合理履行救助义务则构成本罪，这是因为此罪关键在于考察行为人当时是否愿意救助的主观态度，行为人尽力则法不苛责，不适宜以结果犯论罪处罚。

3.立法精神评析

笔者细细揣摩长孙无忌这些唐初名臣的立法原意时，深深感悟到了唐律“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立法精神已经深深渗透到了每一个词语中。在这个道德与法律水乳交融的时代，唐礼仪之邦的美誉和文化的兴盛显然与唐初的道德教化有关。然而，道德教化不仅依赖于儒家教育和开明风气的沿袭，把道德贯穿到法律的每一个触角也是推行教化统治的重点措施。当人们在违背道德就会受到严厉惩罚时，人们深深感触到了道德的力量而敬畏之，长期实行，道德的血液被注入到了民众的骨髓。

二、此条律疏对现今救助义务等方面刑事立法的启示

唐千余年之后的今日，“小悦悦事件”等引起了广大民众对于道德滑坡的反思，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信春鹰说：“最近发生这个事件，有一些道德层面的问题，当然可能也有法律层面的问题。”关于“见死不救是否应当入刑”的问题再次成为了议论的焦点。中国刑法学泰斗高铭暄老师在前不久的全国刑法学术年会上表示，当前，立法制裁见死不救，时机尚不成熟，因此并不恰当。参考《唐律疏议》454条的“救助义务不履行而入刑”的规定，笔者从以下方面表达自己的观点。

（一）应当提升道德要素在现今刑法中的考量

自先秦时代至清，历朝大都有支持或奖励见义勇为行为的立法，及对于见危不救行为的惩罚规定。毋庸置疑，这些规定对于普通民众道德水准的提升和社会的进步是有极大促进作用的。

现今刑法从与伦理道德的关系上区分自然犯和法定犯，自然犯是指在侵害或者威胁法益的同时明显违反伦理道德的传统犯罪，法定犯是指侵害或者威胁法益但没有明显违反伦理道德的现代型犯罪。相对古代而言，法定犯大大增多，而纯正的自然犯范围大大缩小，这也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但是当面对现今社会部分领域道德滑坡的现状，我们应当在追求法治现代化的同时汲取更多道德因素，将一些严重违背社会道德的行为入刑，考虑使用刑罚的方式维护社会道德体系不被侵蚀。

我们应当在刑法中现有的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违法性阻却事由的基础上，强化对于见义勇为行为的保护和鼓励，甚至可以对于恶意讹诈见义勇为行为人的情节严重的行为（如最近大量发生的救助人被诬告为侵害人的行为）以诬告陷害罪论处。这样可以使社会中的私力救助行为于法有据，使私人履行救助行为时，少了后顾之忧，可以有效地打击违法犯罪和鼓励民众进行见义勇为的活动，这也有效地减轻了公权力执法的压力。通过这种方式形成防控犯罪人人有责的局面，使犯罪行为无处遁形，以减少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进而维护社会稳定。

（二）救助义务等的刑事立法应当符合时代特征和国民的接受程度

从对《唐律疏议》454条的分析可知，法律若符合立法时的历史背景，在今日看来严苛的法律于彼时却是进步的；反之，立法如与时代背景相脱离，违背所在时代的民众的接受程度，则必定不能取得良好的司法效果。

有唐一代，道德与法律浑然一体，《唐律疏议》对于违反一般道德的行为也规定了处罚措施。这完全符合当时普通民众的心理承受水平，而且长期的道德教化和《唐律疏议》高超的立法技术促使民众乐于接受这些立法并自觉遵守。而在现今社会，刑法中虽然也有严重违反道德的行为入罪的规定（如遗弃罪），但是我们在将其他违反道德的行为入刑时，必须考虑到国民的接受程度。我们知道，遗弃罪违反了家庭成员间的扶养义务，这是亘古不变的最基础的道德准则之一，而不具有家庭成员关系的人们之间对于相互救助的义务的认可度显然较低，若贸然使之上升到利用刑罚进行保障的高度则不会得到社会大众的支持和认可。

（三）救助义务方面的刑事立法应当与现今刑法特征和基本理论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