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贪污受贿并不是单纯的财产犯罪问题,他们都与公务、公职有关,都关涉公职人员的廉洁、诚信和国家的公信。因此,提涨官员犯罪的数额及量刑标准,必须特别审慎,以免在当前中央力倡“从严治吏”背景下,向社会发出错误的信号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律师朱列玉拟向大会提出《关于修改刑法中贪污受贿犯罪不合理量刑规定的议案》。据报道,这一建议的要点是:一、官员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的,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二、有期徒刑最高刑延长至40年；三、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改为无期徒刑流放。他还建议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人民生活水平和物价指数等因素,每五年对贪污受贿犯罪的量刑标准作相应的调整(3月3日《新快报》)。

　　之所以要提涨官员贪污受贿罪的量刑标准(现行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的,可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朱代表认为,是因为“从购买力角度考虑,现在的10万元大致相当于1997年的1万元”。如果按照这样的“购买力”比较,那么,现行刑法规定的官员贪污受贿5千元以上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也应提涨到5万元以上才能立案追究了。还有,以收入、购买力等“财产性”指标为导向,那我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很不平衡,中东西部地区、城乡之间差别显著,看来也无法建立起一个全国统一的贪腐犯罪追诉和处刑标准。各地只能各自为政,自行确定标准。

　　笔者认为,这一建议没有充分考虑到官员贪腐犯罪的本质属性,没有顾及当前国家的反腐败大局,也没有注意到某一类犯罪标准修改与其他犯罪的综合平衡。

　　事实上,对涉及财产、财物的犯罪采用较具弹性的“数额较大”之类的规定,是我国立法的常态,确实与国家疆域辽阔、差别性大等“国情”因素有关。比如盗窃等罪主要危及财产权益,损害等值财物在经济不均衡发展的各地,其实际危害确实不同。可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我们反腐败乃至确立官员的贪腐犯罪和量刑标准,是否也需要因此去搞水涨船高或者地区差别?这又必然涉及我国刑事法律为何要对官员贪污受贿罪的财物数额坚持一个标准的问题。

　　其实,立法意图十分明显,就是强调反腐败不能有“地区差”,不能说发达地区官员的贪污受贿数额高一些可以容忍,标准应该同步调高；而贫困地区对官员的要求则更应严格。要知道,贪污受贿犯罪虽也涉及财产,却不是纯粹的财产犯罪。官员贪腐严重不仅损害政府公信,也侵害到公民的整体利益,岂是几千元几万元涉财“数额”可以衡量的!从这个角度上看,将刚性标准修改为弹性规定,搞水涨船高式的波动调整,着实不是明智、科学的选择。

　　应当注意到,相对于近来不断有人对官员贪腐数额标准给予较多的关心和关注而言,“两会”代表、委员似乎很少有人提及与此密切相关但更易由底层百姓涉足的偷盗行为。在刑法上,盗窃原本一直是达到“数额较大”才构成的犯罪,1997年刑法修改时,为了“从重打击”的需要,法律上还特地增加了虽然数额不大但“多次盗窃”的,也可以定罪的规定,而刑法修正案八更取消了入户盗窃、扒窃的“数额”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则早在10多年之前对普通盗窃犯罪的数额标准作出了规定,要求各地对盗窃财物500元至2000元以上的,必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即使像上海这样的特大型发达城市,对于普通盗窃行为也以2000元作为犯罪的起点,全国发达城市也大致如此,至今没有出现过任何数额标准的提涨。

　　我们以盗窃罪这样的标准去对照官员贪污受贿罪,后者构成犯罪的数额标准目前法律上定为5000元以上,恐怕已经不能算低了。而现在一些检察机关,事实上早已突破了刑法的明文规定,把实际涉嫌贪污受贿罪的立案标准提高到了2万元甚至5万元以上,这不能不说是背离了我国法律的立法宗旨和明确规定,需要依法予以监督和纠正。

　　官员贪腐与百姓盗窃,其实都是违法甚至犯罪的行为,都应依法予以制裁。当人们单独观察贪污受贿罪的定罪数额标准时,常常会认为与时俱进、适当“涨价”不无道理。但定罪标准其实在法律上是一个需要通盘考量的整体,各种犯罪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不能厚此薄彼、轻重失衡。

　　此外,官员贪污受贿并不是单纯的财产犯罪问题,他们都与公务、公职有关,都关涉公职人员的廉洁、诚信和国家的公信。因此,提涨官员犯罪的数额及量刑标准,必须特别审慎,以免在当前中央力倡“从严治吏”背景下,向社会发出错误的信号!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农业集体经济承包合同条例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1990年9月21日辽宁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发包与承包
第三章 合同的订立与履行
第四章 合同的变更与解除
第五章 违反合同的责任
第六章 合同纠纷的调解与仲裁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稳定、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加强农业集体经济承包合同（以下简称农业承包合同）管理，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农村社会经济秩序，促进农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条例
。
第二条 农业承包合同是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与其成员之间，为落实生产经营责任制，明确相互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我省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与其成员之间订立的土地及其他生产经营项目的承包合同。
第四条 订立农业承包合同，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符合国家政策和计划的要求；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贯彻自愿互利、诚实信用、协商一致的原则。任何一方不得欺诈、胁迫对方。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
第五条 农业承包合同依法成立，当事人必须全面履行，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
第六条 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包权及其成员的承包权，受法律保护，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七条 省、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农业行政管理部门和乡（含镇，下同）人民政府是农业承包合同的主管机关。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协助做好农业承包合同的监督、检查和管理工作。

第二章 发包与承包
第八条 农民集体所有的资源、资产和集体依法取得使用权的国有资源，由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在权属单位范围内发包。尚未建立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可由村民委员会发包。
第九条 发包的项目、方式及承包形式、指标、期限、分配方法等，应当经资源、资产权属单位的成员（村民）大会或者代表会议充分协商、讨论，民主决定。
第十条 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项目，资源、资产权属单位的成员有权承包。资源、资产充裕的，非权属单位的成员也可以承包，但必须经权属单位的成员（村民）大会或者代表会议民主讨论决定。
专业承包应当实行公开招标。
第十一条 承包期限，应当本着有利于发展生产，调动承包者积极性，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保护自然资源、生态平衡，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原则确定。
承包方在承包期间，信守合同、履行义务、依法经营的，合同期满后，享有接续承包的优先权。
第十二条 承包方对所承包的资源、资产，只有使用权，不准出租、出卖和抵押，不准改变合同约定的用途。
第十三条 发包方应当依照国家法律、政策，维护承包方的经营自主权和收益权；保证国家分配到村的物资、贷款的兑现以及国家给予的减免、救济和优惠政策的落实；根据需要与可能为承包方提供生产经营服务。
第十四条 承包方应当依照国家法律、政策，维护集体经济利益；执行国家指令性计划和集体统一规划；保证对承包项目的必要投入；缴纳税金；上交村提留款、乡统筹费；承担义务工、劳动积累工；承担国家规定的农产品定购任务。

第三章 合同的订立与履行
第十五条 订立农业承包合同必须手续完备，并以标准文本的书面合同明确下列内容：
（一）承包项目（资源的名称、品种、数量、地址、用途或资产的名称、规格、牌号、数量、质量、价值、用途等）；
（二）合同的起止时间；
（三）承包方应当交付的联产承包金；
（四）双方依据本条例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议定的事项；
（五）承包收益的分配办法以及因国家税收、价格政策发生较大变化，调整收益分配的办法；
（六）违约责任和奖罚办法；
（七）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
双方的权利、义务由合同约定。
第十六条 订立农业承包合同必须由双方当事人或者其代表人签字（盖章）。
委托他人订立承包合同的，必须提交授权委托书。
第十七条 农业承包合同一式三份。发包方、承包方和乡农业承包合同主管机关各存一份。
农业承包合同当事人要求鉴证的，由乡农业承包合同主管机关予以鉴证，按规定收取鉴证费。
第十八条 发包单位分立或者同其他单位合并，以及法定代表人变更，农业承包合同仍然有效。发包方的权利、义务由分立、合并后的单位行使和履行。
第十九条 农业承包合同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为无效合同：
（一）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的；
（二）损害国家、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的；
（三）采取欺诈、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签订的；
（四）发包方无权发包或者其法定代表人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
（五）承包方私自转包、转让承包项目或者转包渔利的。
无效合同的确认权，归农业承包合同主管机关和人民法院。
第二十条 农业承包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尚未履行的，应当立即停止履行；正在履行的，应当根据有利于生产和避免损失扩大的原则，合理确定停止履行的时间。对无效合同造成的财产后果，应当依据法律、法规和政策处理。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遭受的经济损失；双方都有
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

第四章 合同的变更与解除
第二十一条 农业承包合同在有效期内，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允许变更或者解除：
（一）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致使合同部分或者全部不能履行的；
（二）承包的土地等自然资源被国家依法征用或者国家收回使用权的；
（三）因生产、经营条件发生较大变化，承包方无力经营的；
（四）承包方退出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在校大、中专学生和现役义务兵除外）；
（五）当事人协商一致并且不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的；
（六）因集体公益建设、发展生产等需要必须调整，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的。
对公办教师农转非的子女承包的项目，在其就业前不得因其农转非解除合同。
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协议，由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并报乡农业承包合同主管机关备案。
因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使对方遭受损失的，应当负责赔偿，但依法可以免除责任的除外。
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一方要求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对方自接到通知之日起十天内必须答复，除当事人另有书面约定外，逾期不答复的视为同意，如果造成经济损失由责任方承担。
第二十三条 农业承包合同在有效期内，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允许承包方转包、转让：
（一）老、弱、病、残、鳏、寡、孤、独户和经商做工户平均分得而无力承包经营的耕地、果树等农业生产项目；
（二）承包方已经治理开发利用的荒山、荒地、草场、水面、沼泽、滩涂。
第二十四条 转包、转让的项目必须经发包方同意。转包的、转包条件由双方协商，订立协议，转包方不放弃经营权，应当和发包方继续履行原农业承包合同；转让的，转让方放弃经营权，应当办理转让过户手续，由接包方和发包方继续履行原农业承包合同。
第二十五条 农机、车辆、副业项目和专业承包的耕地、林木、果树、蚕场、参园等不准转包。

第五章 违反合同的责任
第二十六条 承包方未履行农业承包合同义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根据情节轻重，发包方可以对其进行批评教育，要求赔偿经济损失，直至报请经乡农业承包合同主管机关批准收回承包项目：
（一）对承包的耕地、林木、果树等农业生产项目不履行合同约定义务，进行掠夺式经营或者撂荒弃管的；
（二）对承包的机械设备、运输工具等不按规定维修保养造成机具损坏的；
（三）不按规定交纳税金和承包金，不执行承包收益分配办法的；
（四）利用转包、转让承包项目牟取非法收入或者给发包方造成损失的；
（五）私自改变合同约定用途的；
（六）未履行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的。
第二十七条 发包方未履行农业承包合同义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根据情节轻重，乡农业承包合同主管机关可以强制其履行合同，责令赔偿对方经济损失，并对直接责任人给予二百元以下的经济处罚：
（一）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
（二）不按合同约定提供生产条件和服务项目的；
（三）非法干预承包方正常生产经营造成经济损失的。
第二十八条 由于领导机关或者业务主管部门的过错，致使合同 不能履行或者不能完全履行造成经济损失的，领导机关或者业务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责任。

第六章 合同纠纷的调解与仲裁
第二十九条 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的调解组织是村农业承包合同调解小组，仲裁机构是乡、县农业承包合同仲裁委员会。
调解小组由村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者村民民主选举产生。仲裁委员会由同级人民政府分管农业的负责人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人员组成；其办事机构，分别设在乡人民政府、县农业行政管理部门。
第三十条 农业承包合同发生纠纷时，当事人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村调解小组调解。调解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所在乡仲裁委员会申请调解或者仲裁。调解达成协议的，应当制作调解书；仲裁做出裁决的，应当制作仲裁决定书。
调解达成协议或者对仲裁决定没有异议的，当事人应当履行。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对仲裁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仲裁决定书之日起十五天内，向县仲裁委员会申请复议。县仲裁委员会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复议决定，特殊原因可以顺延一个月。对县仲裁委员会的复
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复议仲裁决定书之日起十五天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期满不申请复议或不起诉的，仲裁决定书、复议决定书即发生法律效力。一方当事人拒绝执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人民法院已经受理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农业承包合同仲裁委员会不再受理。
第三十一条 农业承包合同当事人对仲裁决定或者复议决定不服的，在复议、诉讼期间，原仲裁决定、复议决定不能执行。因仲裁决定、复议决定不能执行影响生产的，农业承包合同仲裁委员会可以裁定当事人采取临时补救措施。
第三十二条 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农业承包合同当事人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有权向农业承包合同主管机关举报。
第三十三条 为解决合同纠纷所发生的仲裁和其他正当费用，由责任方承担；双方都有责任的，由双方承担。农业承包合同仲裁委员会应当连同合同纠纷一并做出裁决。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跨地区农业承包合同，参照本条例执行。
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独立企业的承包经营不适用本条例。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省农牧业厅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0年9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