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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借条强行借款的行为应定抢劫罪--兼与帅国珍同志商榷/周永军

时间:2024-06-24 20:05:28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8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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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借条强行借款的行为应定抢劫罪
--兼与帅国珍同志商榷

周永军 蒋为刚


2002年9月2日《人民法院报》刊登了帅国珍同志的文章《强行借款后又出具借条的行为如何定性》(以下称《帅》文),笔者对《帅》文的观点有不同看法,特撰一文与之商榷。《帅》文中介绍了这么一则案例:被告人许某纠集三人携带尖刀、玩具仿真手枪等凶器窜至某公司,向公司主人借款遭拒绝,遂以言语相威胁、凶器相威吓,迫使公司主人交出3万元,在被害人要求下许某出具了借条一份。《帅》文以被告人许某不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而是符合强拿硬要、扰乱公共秩序的特征为由,认定其构成寻衅滋事罪。笔者认为,对被告人许某的行为应认定为抢劫罪,理由如下:
其一,被告人许某的行为所侵害的客体符合抢劫罪的客体特征。《帅》文认为被告人许某的行为,是对民事活动应遵循的平等、自愿、公平、等价有偿和诚实信用原则的公然挑衅,严重侵犯了被害人的人身权利,侵害了社会正常的公共秩序,侵害的是寻衅滋事罪的客体。笔者认为,寻衅滋事罪侵害的客体是公共秩序,即社会公共生活依据共同生活规则而有条不紊进行的状态,而抢劫罪侵害的客体是公私财产权利和公民人身权利。就本案而言,被告人许某强迫被害人交出财物,是在非公开的、非公众的场合下实施的非公然性的犯罪行为,显然其主要直接侵害的是被害人的财产权利,虽然这一行为同时也侵害了一定范围内的社会秩序,但应当看到任何故意犯罪都是对社会秩序的公然挑衅,所以要把握主次之分,而且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具体犯罪行为的直接客体要优先适用于一般客体、同类客体,因此对本案应适宜认定其侵害了抢劫罪的客体。
其二,被告人许某的主观方面符合抢劫罪的主观方面特征。寻衅滋事罪的主观方面特征主要表现为逞强、耍威风,发泄不满情绪、报复社会,寻求刺激、开心取乐,等等,有一种与公共为敌的意识;而抢劫罪的主观方面特征是故意对不归其本人所有的公私财物进行非法占有。纵观本案,被告人许某在作案过程中尚没有侵犯公共秩序的意识,不能认定其有寻衅滋事的故意;其在借款不成的情况下,主观方面表现为如何取得被害人的财产,非法占有供自己享用,所以其主观方面也符合抢劫罪的主观方面特征。
其三,被告人许某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故意十分明显。“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故意”是抢劫罪的重要特征,也是区别于抢劫罪与寻衅滋事罪的关键所在。由于本案被告人许某在实施犯罪行为后又出具了借条,使案件的定性产生了较大的争议。首先应当明确的是,被告人许某强行借款后又出具借条,是一种单方行为,并非双方意思一致的表示,根据民法原理,无意思表示即无民事法律行为,无民事法律关系,所以这种借款行为是无效民事行为,自始就无效,那么被害人就始终享有被被告人“借”走款物的财产权利。其次,由于被告人一直就不享有这份财产权利,在借款不成的情况下,转化形成了想方设法取得、占有被害人的财产的犯意。而且被告人明知自己不能合法占有这一财产,即采取了言语威胁、凶器恐吓等抢劫的手段,迫使被害人交出财物,当场具有明显的非法占有的故意,至此抢劫行为已经完成。至于被告人在被害人的要求下出具借条,则是一种不使犯罪行为当即暴露出来的掩护隐蔽犯罪行为的手段,而且被告人事后也无还款的诚意,明显是借借款之名、行抢劫之实,因此,这一份借条不足以排除被告人的抢劫犯罪事实。
其四,即使认为被告人许某的行为又侵害了社会公共秩序,也是一个犯罪行为同时触犯数个不同罪名的犯罪形态,根据想象竞合犯“从一重处断”的原则,也应选择量刑较重的抢劫罪进行处罚。
综上所述,被告人许某的行为主要侵害了被害人的财产权利,以暴力威胁的手段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定性为抢劫罪更加符合主客观一致的原则。

(作者单位:江苏省射阳县人民法院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检察院)

法官职业化的要素
1、充分的法官保障
充分的法官保障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资质保障,即提高法官从业资格标准保证法官队伍学术背影的高层次、专业性;二是身份保障,即法官非有渤一事由不得被剥夺审判权;三是经济保障,即保证法官在物质生活方面享有与其制度化社会地位相一致的制度利益。
2、成熟的司法理念
(1)以权利和义务为视角来观察、分析、解决问题,通过权利义务的分析完成合法性的认定与排除,这是法律思维的重心所在;(2)普遍性为原则,特殊性为例外。以普遍性为原则,在于维护法律的稳定性,为社会成员提供充分的理发预期、体现了法官正义和实质合理性的追求;(3)程序优先。自由的历史基本上是奉告程序保障的历史。对法官而言,程序的本质既不是形式性的,也不是实体性的,而是过程性和交涉性的。程序优先要求国家权力尊重、维护个人权利,以两者之间充分的过程性交流求得司法裁决的正当性;(4)判决理由必须公开并具有说服力,不能以法官的实质判断取代理由的充分陈述;(5)法官关注司法政策目标的实现。法官应不断地丰富自己的思维视角,准确把握现实生活的走向与趋势,充分考虑司法裁决可能带来的社会效果与影响,以司法裁决表达法官的社会关注,实现司法活动的完整性与开放性、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3、强烈的职业道德自律意识
法官的职业道德自律意识越防患于未然,就越能在解释和适用法律过程中自觉地依据职业义务与责任准则进行自我评价,更为自觉地尊崇、奉行法律,当事人在接触司法过程中就越能感受到司法公正。法官职业道德的内容应该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公正。二是敬业。三是坚强。四是克制。
4、有力的职业责任监督制度
在法官的法律信念中,“有关司法职责的信念应当尤为法官的核心信念,法官有责任维护法律,而不是根据与法律不一致的个人观点来解决法官所作出的判决应该与法治以及该理想所要求的一切相互协调一致。”

北安法院 杨亚新

富士康系列悲剧的解决之道

孙斌


  富士康为什么发生这一系列悲剧?笔者认为富士康管理模式过于强硬、不具有人性化;管理人员管理方式粗暴、公司工会名存实亡没有任何有效的沟通渠道、HR部门尚失相关职能、保安行使管理职能;员工素质偏低、生产强度高工作时间长、工资待遇偏低、公司相关配套设施贫乏以及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失职等都有直接原因。
  现阶段富士康采取邀请国内一流心理专家现场辅导员工的做法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遏制这一现象的继续发生?笔者认为可能具有一定的控制作用,但如同病人患感冒医生诊断出结果,但没有药物治疗。患者的病情是否加剧成肺炎或者危及生命,只能完全依靠病人自身的免疫力。
  要真正的解决富士康这一悲剧,笔者认为相关职能部门的立法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富士康这样需要二十四小时(含员工中途休息时间)生产的企业,国家必须立法规定员工每天工作的时间不得超过9小时(8+1),夜班工作时间不得超过6小时,并且要保证每个星期休息1天。这样促使用人单位更加规范地保护员工的休息权,同时遏制用人单位的工作强度。
  对于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外资企业(包括台港澳企业)国家应立法对于这类企业员工的底薪确定一个最低标准(如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120—150%计算),这样一方面能够促成企业增加员工的收入,另一方面也不能让这些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员工长期靠加班来维持基本的生活开支。
  富士康为什么发生了重大悲剧还能畅通的招人?从深圳的情况看,有很多企业的加班时间远远超过了法定标准,员工的工资不能及时支付,有的企业甚至连社会保险都没有缴纳。这样反而让富士康底薪只有最低工资标准,加班时间不超过每月法定标准、能够及时发放工资、办理社会保险的富士康成为打工者向往的地方。
  富士康真正需要反醒的是自己的最高管理层。为什么自认为优秀的管理模式出现了这么严重的偏差?造成多名员工无谓的悲剧,最后要靠高僧来祈福的境地。
  富士康必须全面整顿自己的管理模式,对于僵化、不人性的工作制度、工作规范要进行一次全面的整改、改造。应对新员工进行适应岗位、适应工作强度、进行有效沟通等一系列的岗前培训,着重加强对管理人员的整顿、培训,让一批不具备基本素质的管理人员离开企业。富士康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保安不是管理人员,而是保卫企业安全的员工。如果保安成为管理者,那么富士康的HR还具有实质性作用吗?
  富士康主管所提倡的“只管专心做事,别管闲事”做法应当是富士康的耻辱,而不是传统。富士康现在要做的是反省自己,关爱、善待员工,而不是通过所谓的“花钱买信息”来遏制身边的悲剧发生。跟不要找各种理由推卸自己的责任与义务,只有用心将员工疾苦、困惑进行有效的解决和帮助,才能让富士康能够继续发展、壮大。
  富士康需要全面反省,挽救地不仅仅是自己的员工,更重要的是自身的立足。

作者:湖北大晟律师事务所 孙斌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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