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育行政案件看行政诉讼法的修订与完善

姬永福,刘晓序


[内容提要]随着社会发展，教育与人们关系日益密切，教育纠纷时有发生，而其中大多以教育行政管理机关行使特定职权而引起。这类纠纷双方地位并不平等，显然不属民事案件，应纳入行政诉讼领域。但由于行政诉讼法对该类案件是否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语焉不详。理论界,实务界意见不一。本文拟从这一类案件的实务处理和理论分析作为切入点来深入探讨现行行政诉讼立法目的，受案范围，被告资格等基本内容的缺失和完善。
[关键词] 目的; 受案范围；行政主体；被告适格
案例`问题及法律思考之一
案例：《义务教育法》规定，达到入学年龄的未成年人家长有监护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对有的家长拒绝履行该义务的，有的地方政府就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家长履行相应义务。如《法制日报》曾连续报载《不送孩子上学吃官司--修文8位家长成被告》（1998年11月20日），《家长不让孩子上学，乡长控告家长违法》（1999年3月30日）.
问题：行政诉讼通俗地讲是“民告官”，那么可否允许“官告民”呢？即当公民不履行行政义务时政府可否作行政诉讼中的原告呢？
思考：这一类案件带来的问题实际上牵涉到对行政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的理解以及对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的认识。
行政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关系
行政司法权与行政权之关系问题是以权力分立与制约理论为基础的。“不同性质的国家权力相互独立，并分别委托给不同的人或群体行使的政府形式是最可靠的。”而且，仅有分权并不能防止权力滥用，因为运用权力的人也有人性的弱点。“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其思想脉络就是：权力过于集中必然导致滥用，所以需要分权，分权仍不能防止权力滥用,所以需要权力之间互相制约.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二者关系必然是行政权要求司法权的尊重和有限介入.这种有限介入既包括限制司法机关主动介入也拒绝行政机关自动降低行政权威而”委身”于司法权威之下.


案例，问题及法律思考之二
案例 ：某镇政府拖欠供电所电费，供电所停止向其供电，镇政府便做出在镇学校上学的9名供电所职工子弟“暂放假5天”的决定。因此，9名学生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镇政府侵犯自己的受教育权。
问题：上述案例就是原告诉行政机关侵犯了自己合法的受教育权。这里要讨论的是，侵犯受教育权的具体行政行为能否被诉呢？
思考：要解决上述问题就需要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做一个系统考察.
一） 对受案范围的理解。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实际上是法定的由法院受理并审判一定范围内行政案件的权限。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实际上涉及到司法权，行政权和诉权三者之间的关系。对法院而言，受案范围就是法院的“主管范围”。它决定着法院与行政机关在解决行政案件中的责任与分配。对行政主体而言，受案范围实质上就是其行政行为受司法审查的范围。而对行政相对人来讲，受案范围就是“起诉范围”。
二）受案范围的设定方式。世界各国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设定方式规定不一。英美法系和法国主要是通过判例来确定，而大陆法系国家做法各异。基本分为：列举式（即在相关法律法规中逐一列举出哪些案件由法院受理，那些不能由其受理）；概括式（法律规定一个原则性的概括标准，符合这一标准的均可提起行政诉讼）;混合式(列举和概括并用)。综合考察我国行政诉讼法关于受案范围的法条，可以认为我国采取的是“肯定概括结合否定列举，并以肯定列举示范为补充”。即除第12条列举的属不可诉行为外，凡符合第2条概括规定的，均是可诉的，而11条的肯定式列举规定仅是举例，示范性质的，而不是对受案范围的界定和限制。只有做这样的理解，才能既妥善处理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关系又能最大限度地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当然这需要行政诉讼法在修订时进一步明确11条的“列举示范”性质。
三）确定标准及具体到我国。一国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不是任意确定的，而是综合考虑本国政治体制，法制现状，历史传统的结果.不仅因国家而异且一国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但考察世界上主要国家的行政诉讼制度，可以发现其受案范围的确定并非无章可循。在纷繁复杂的法律规定下还是有一些“潜规则”的：1，最大限度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有权利就必有救济”“无救济则无权利”。行政诉权是行政相对人的一项重要救济权，非有正当理由不能剥夺或限制。所以在确定受案范围时应在不损害公益前提下尽量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2,妥当处理司法权和行政权之关系。司法机关对于行政监督应有
限度，应只将主要涉及法律问题或争议的行为列入受案范围。3，应考虑到本国法制完备程度，行政机关执法水平，社会法律意识和法院解决行政争议的实际能力等因素的制约。我国立法者在确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时，无疑也参考了上述标准，并最终确定了行政行为的两大可诉标准：行为标准和权益标准。行为标准，即必须是当事人认为违法侵权的具体行政行为；而权益标准则是我们今天要着重讨论的问题。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对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设定方式存在误解（如将行政诉讼法11条示范性的列举理解成限定性的罗列）。所以大多人认为只有人身权，财产权受侵犯的才能诉诸法院，这样公民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文化权利受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时没有救济途径，出现了法律上的“救济真空”。这是行政诉讼立法上的缺憾。事实上，无论是从行政诉讼法法条本身还是其背后立法精神来看，对受案范围的“权益标准”均应作“扩大解释”。行政诉讼法第2条和第11条2款都表明凡是法律赋予的权利（只要未被明确排除于司法保护之外的）均属行政保护的合法权益范围。从立法精神层面看，如前所述我们在确立受案范围时在不损害公共利益前提下，就应尽量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以达到最大限度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
案例，问题及思考之三
案例： 北京科技大学学生田永因考试携带字条被学校给予勒令退学的处理，但该处理实际上并未得到执行。此后两年中，田永仍以一名正常学生身份在该校学习。临毕业时，学校以已对他做出退学处理的理由，不予发放其毕业证和学位证。田永不服遂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法院判令学校发放上述证件。
问题：法院受理这两起案件引起了法学界很大的争议。大家对学校能否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看法不一。
思考：实际上对这类案件如何处理牵涉到对行政主体概念的把握和行政诉讼被告适格的理解。
我国现行行政主体理论认为行政主体是享有行政职权能够独立进行行政管理并独立承担责任的组织。主要包括两类：具有法定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而目前我国体制下，像学校，基金会等等一些不具有“官”的身份的组织，却常常以“官”的姿态行使管理权。从法律角度我们该如何看待类似组织呢？显然，他们不属于“行政机关”，那么是不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呢？以学校为例来看，《教育法》25条明确规定：“国家制定教育发展规范，并举办学校等教育机构”;该法21条规定：“国家实行教育证书制度，经国家批准设立或许可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按国家有关规定颁发学历证书。类似授权学校的法律依据还有《学历条例》《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法规。显而易见，学校可以被认为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但它是否是行政诉讼法视野内的授权组织呢？换句话说，法律，法规授的这个“权”是否是“行政管理权”呢？从我国现行办学机构及教育行政管理机关关系来看，在所有制上，公立学校占绝对的主导地位；在管理内容上，学籍，学位是其严格管理的内容，学校向学生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是代表国家而非学校自主行为。由此分析，类似如学籍，学位管理，教师职称评定等具有明显的行政管理性质的职权行使就是法律法规对学校的授权。学校在行使该授权时，如果侵犯了学生教师的合法权益，他们就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学校此时理应成为被告。但从长远来看，用法律，法规授权的方式来界定行政诉讼被告必然行之不远。因为从行政法发展方向来看，其介入的广度日益扩张。社会各行业都需要法律法规来加以规范。以法律规定某一组织的权力就认定其为授权组织的现行做法将越来越行不通。所以，找到一条既能规范类似授权组织，又能保护被管理者合法权益的最佳途径来才是当务之急。我们知道，法律之所以授权给该组织，被授权的权力之所以具有公权力的性质，关键是此类组织本身就具有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因此，有学者建议将国外的“公务法人”引入，笔者认为这未尝不是一个好的途径。我们考察国外公务法人的出现可以发现它是公务分权的结果。因为社会越发展，行政事务就越纷繁多样，且专业性就越强。行政机关不可能全部承担，只能将一些特定的，独立的行政公务从国家和地方行政机关的一般职能中分离出来，交由特定的法律人格来行使,并由其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这样，将学校划入公务法人范畴中来，使其成为行政主体，其与被管理者发生的因行政管理而起的纠纷就可纳入行政诉讼加以解决。通俗的说，我们就不用考虑该类组织能不能成为适格被告，而只要考虑双方之间的纠纷是否是行政管理引起的纠纷。如果是，则无可非议的适用行政诉讼。


国有单位临时工私挪公物套现应如何处理


■杨飞04-3-6
案情：2003年4月至8月，被告人刘某、张某在被浙江省烟草公司某县分公司聘为临时工期间，利用保管公司配送仓库卷烟的职务便利，共同将价值人民币99750元的各类品牌卷烟850条，出售给个体卷烟经营户林某，然后挪用卷烟销售款用于赌博。
2002年10月至2003年6月期间，被告人刘某利用保管公司配送仓库卷烟的职务便利，将配送仓库内价值人民币66887元的各类卷烟，出售给个体卷烟经营户林某等人，挪用卷烟销售款用于赌博。
该案检察机关对二被告人以涉嫌挪用资金罪起诉，一审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判处刑罚。
探讨一、主体问题：签定短期劳动合同的国有单位临时工主体身份如何确定？
起诉书和判决书均认定刘某、张某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原因是该二人犯罪时和烟草公司签定的劳动合同期限只有一年，属于短期劳动合同关系，应认定为临时聘用的人员。按照高法发布的《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03]167号，下称《纪要》）的通知精神，对于“临时聘用”的人员应当视为“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只能成为贪污罪主体，不属于刑法九十三条中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
笔者不同意这个观点，新刑法生效后，高法根据79年刑法所颁布有关司法解释中按照是否具备干部身份来确定国家工作人员的标准已经被废止，这标志着“纯身份论”的认定标准已经不被认可。本案中二被告人系省烟草公司某县分公司通过正式合法途径招收的工人，且担任仓库保管员职务，该公司无疑属于国有公司，根据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国有公司企业中的工作人员，不论是正式工还是临时工，一概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二被告人自不应例外。以二人签定短期合同为由将其排除在国家工作人员之外是不合适的。
《纪要》第二条第二项规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是指因承包、租赁、临时聘用等管理、经营国有财产。有关部门在该纪要的讨论意见综述中对“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做了进一步解释，认为“不应包括国有单位正式、长期聘用的工作人员，长期聘用的工作人员应当认定为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参见《刑事审判参考》2002年第4辑）应该讲这个进一步的解释有一定道理，但是“临时聘用”抑或“长期聘用”均非具有准确法定含义的概念，将二者从合同的角度分别以短期合同或长期合同来对应理解显然失之简单化，也仍然无操作性。何谓临时（长期）聘用？笔者同意劳动合同期限的确是一个重要依据，但临时聘用和签定短期合同后聘用显然是不一个概念，劳动合同的表现形式十分复杂，单独从合同期限上根本无法来准确描述到底是不是短期聘用。首先，劳动合同如何划分长期短期无法律政策上的统一依据，有的地方规定3年以下属于短期合同，有的地方规定1年以下属于短期合同，有的地方无规定，司法实践中很难掌握。其次，很多劳动合同都附有条件，如：职工在不违反某些规范的条件下合同期限是几年、职工在完成某些任务的条件下可以续签合同几年、在什么条件下用人单位可以单方解除合同等；再如有些职工签了长期合同结果干了几个月中途离职、不签合同而长期受雇佣等，按照合同期限也无法确定聘用期限长短。
笔者认为，正确理解《纪要》中提到的“临时聘用”不能将其单独抽出来从聘用合同的期限考虑，应该考察其上下语境和立法本意。《纪要》中把“临时聘用”作为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一种形式，就应该充分考虑“委托”的含义，“委托”即托付给别的人或机构办理之意。同时《纪要》将“临时聘用”和“承包、租赁”并提，说明这三者在内涵上具有基本一致性。举例而言，在国有单位为完成某些临时性的工作任务而短期聘用某些人员承担的情形下，如果具有工作短期性、授权即时性、被聘用人相对独立性的特点，则可以认为具有“临时聘用” 性质。从劳动合同期限的角度讲，聘用合同期限的长短来无法对此做正确描述，一定要描述的话，《劳动法》二十条中规定的“以完成一定的工作为期限”的合同大致上具有这个特征。在国有单位工作的人员如果是以正式的招工途径招入，享受了和该单位其他工作人员相当的各种待遇，只是由于未转正而以临时工身份从事公务，或者是单位专门招收的准备长期使用的临时工，也承担某些公务性职责，都应该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不能轻易划入“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范围。如本案中的二被告人，案发前都在烟草公司工作了数年。但他们签定合同时是每年与公司签定一次，每次续签一年。目前国有单位在和临时工签合同时这样操作十分普遍，属不正常现象，已经引起了有关部门的关注。这其中有的人在单位以临时工的身份干了几十年之多，工龄比个别正式工还要长。如果因为他们无劳动合同或是每年签一次合同，就和一次性签长期合同的人区别对待显然是受到了“纯身份论”的影响，是不合理的。
探讨二、客观方面：私挪公物套取现金后使用应做何评价？
二被告人为赌博需要，将自己负责保管的库存香烟私自变卖套现数万元，起诉时定挪用资金罪。如上分析，假定二被告人是国家工作人员，这种行为能否定挪用公款罪呢？笔者认为也不能。从客体上讲，挪用公款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公款所有权和公务廉洁性，而本案中二被告人所直接侵害的对象是库存香烟，显然香烟在未被烟草公司销售之前不可能进入公款范围，被告人也就无从侵犯。客观方面看，二被告人也对烟草公司的公款没有任何的职务便利可资利用。尽管二被告人私自变卖香烟后使用销售款的行为后果与直接挪用公款基本相当，但该行为仍不属于变相挪用公款，因为公款毕竟是有特定范围、特定存在方式和国有单位可控制的资金，在此情况下被侵犯刑法才给予特别保护。否则如果行为人只是侵犯了本应属于国有单位但并不在国有单位控制下的资金，则难称挪用公款。本案中，如果二被告人本身就有销售香烟的职权，那么其销售后将所得现金挪用，笔者以为尚有以挪用公款论的理由，而证据显示，二被告人只有看管仓库的职权，根本无权参与香烟销售，其通过非法手段将公物违规私自处分后再行处理该非法财产（赃款）的行为并不侵犯公款所有权，不应以挪用公款定性。
二被告人这种行为也不构成贪污罪。因为贪污罪虽然不一定要求行为人以永久占有为目的，但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本案中二被告人始终是在临时调用套现、及时归还的心理下所为，而且在私自变卖香烟过程中也确实存在归还部分香烟的行为，基于这种边卖边还的情节，所以不能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综合来看，不能从私自处分香烟这一行为推定出二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有人认为，本案中二被告人已经将库存公物变卖，该公物已经灭失，不再可返还，就等同于私吞，不能叫“挪用”。笔者不同意此观点，考查相关罪名——挪用特定款物罪中的“挪用”，在一些情况下挪用后公物本身一般并不消灭，但是在挪用的特定物品中，也当然存在着消费性的物品，如食品、燃气等，这些物品在被“挪用”后也当然是要消灭的，但仍不失为一种“挪用”。所以本案中公物香烟被挪用后已经不复存在不影响挪用的性质。
笔者认为，二被告人的行为属于挪用公物。根据刑法二百七十三条、三百八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我国法律对挪用特定款物的行为做了犯罪化处理，除挪用救灾、抢险、防汛等特定物资外，挪用其他公共物品归个人使用的均不得定罪，本案即属此列。对于挪用公物行为的定性，讨论颇多，但是不能忽视的一点是，从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后至今，立法者始终未对此给明确说法。“两高”还针对《补充规定》专门就“挪用公物案件如何处理”出了司法解释，规定“挪用公物归个人使用，一般应由主管部门按政纪处理，情节严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可以折价按挪用公款罪处罚”。应该注意到，这个解释一方面仍不认可对挪用公物“一律”按挪用公款罪论处，一方面在语言表述上使用了按挪用公款罪“处罚”而不是“定罪处罚” ，显然具有类推定罪的时代痕迹，目前已经被废止。而现行刑法也未将非特定公物纳入挪用公款罪保护范围（具体见高检发释字[2000]1号文），所以挪用一般公物的行为就只能按照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处理。尽管可能涉及到放纵犯罪问题，也只能寄希望于法律修订了。
另外，对于挪用公物不是为了使用而是套现后使用的可否视为一种变相挪用公款行为？如前分析，根据挪用公款罪的法条理解是不可以的。如果承认这种变相挪用行为，将挪用公物套现后再挪用视为挪用公款，那么对于私自使用公物赚钱牟利、出租公物牟利、私设抵押牟利等行为就会因为公物是直接被用于牟利，并非变现后使用而又不能以挪用公款论，对这两类性质基本相同的行为做不同评价显然是不恰当的。
上海某法院有一则挪用公物后变卖支配价款的案例，法院最终定性为挪用公款。定罪理由是：行为人在挪用公物时追求的是公物的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如果其追求公物的使用价值，则属于挪用公物的行为。
笔者以为此观点有欠缺。其一、根据经济学原理，商品的价值始终依附于使用价值，很难截然区分，比如上文提到的在公物上私自设立抵押权牟利或将公物出质牟利的，行为人追求的是公物价值还是使用价值？再者，如果按照上述原则来确定挪用公款或公物，那么在挪用特定公物行为中，是否也要做这种区分？举例而言，某国家工作人员将特定公物——救济物品私自变卖后使用其价款的，是否有必要区分其挪用的到底是特定公“物”还是特定公“款”？照上述定罪理由理解，应该将该公物变价为公款，视做特定公“款”处理，但这种处理方法在司法实践中恐怕很难找到！况且，如果要区分，则特定公物被变成公款后是否仍具备“特定”性质？是否就能当然转化为挪用特定公款的行为？（是否要按一般挪用公款行为处理？）这都是问题。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本案中二被告人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但既不构成挪用公款罪、也不构成贪污罪。

zj浙江省岱山县检察院316200 杨飞